高西庆，杜克大学法律博士，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华尔街从事律师工作，回国后创立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积极参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创建。曾于1992年至2003年两进两出证监会，任职过中国证监会副主席。1997年至1999年任中银国际董事长兼执行总裁。2003年任职于社保基金，自2007年至2014年退休之前，曾任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执掌2000亿美元国家主权财富基金。退休之后，高老师选择回归其热爱的教学课堂，于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现开设《跨国并购法律问题案例研究》课程。
高西庆老师的人生经历可谓极富传奇色彩，其职业生涯路亦可谓卓越辉煌。“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高老师取得的巨大成就背后，是他在动荡年代所走过的艰辛求学之路，是他在艰难困苦中仍孜孜向学的奋进之志，是他一直以来秉持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从容之心。
阅读与学习，是他一生的志业与追求
高老师的父亲在军队里一直读到延安大学，并且很爱看书，所以家里书很多。高老师的母亲家是书香世家，明清时出过数个进士，可谓家学渊源。母亲也是乡里唯一读到师范高中的女性。说起母亲，高老师满是自豪：“母亲从小受她姑姑影响就爱看书，在生了姐姐、我和弟弟以后，还去考大学，虽然差几分没考上，但那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在父母双亲的耳濡目染、谆谆教诲之下，高老师从小就对阅读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童年时的个性与兴趣对其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在高老师富有传奇经历的一生之中，无论身处何种艰难困顿之境、经历多少世事沧桑，他从未改变对阅读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求，这种挚爱与渴求已然成为根植其内心深处的一种志业与追求，或许正是这种志业与追求，指引激励着高老师在漫漫人生旅途中不断积极进取、寻求突破、走向卓越。
“我儿子跟同学说：‘我爸爸没上过中学。’”
由于父母都在机关工作，高老师的幼儿园和小学都在寄宿学校里度过，因此他一直盼望着可以上中学，这样就可以天天回家了。1966年，高老师小学刚刚毕业，国内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关了门，可以天天回家了，但父母受到冲击，关进牛棚，反倒更见不着了。高老师一家六口，在文革中分处五地，可谓天各一方。
高老师清楚地记得，从1966到1972年前后，全国上下所有的学校都关了门。在那段被称作“革命大串连”的时期里，高老师亲眼见证并经历了参与串联的人们拥挤在火车上的场景。即使当时没有中学可以上，但热爱学习的高老师却在文革期间自学了所有能找得着的初中课本。然而自学毕竟存在着不能完整系统学习的缺憾，虽然自学了数理化，但由于缺少系统化学习，对许多概念还是没有很深的理解。“我儿子问我小学六年级的数学题，我就得看半天，所以我的儿子就跟同学说，我爸爸没上过中学。”说到这里，高老师爽朗地笑了。
“在那样的环境下，经过了那些劳作，后来对许多事就不觉得苦了。”
1970年，西安的二万五千名初中学生被调到陕南的秦巴山脉里去参加修建襄渝铁路建设，那时叫做三线建设。那是一个扭曲的时代，很多人为了表态显示进步，甚至把手指弄破写下血书申请参加三线建设。但在那个期间，高老师的父亲被打倒，在监狱待了5年。由于“成分”不好，高老师本来并未抱希望去。但在一位老师的说服下，为避免被认为“思想落后”的麻烦，遂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我愿意参加三线建设”一行字的“申请书”。于是他被派往了大山里面修建襄渝铁路，度过了三年的铁路建设生涯。“没日没夜地干最重的体力活，又吃不饱饭，确实很苦。后来回想，这对人的意志锻炼益处很多；但你如果受不了这个苦，那就会像我们的一些战友那样，生病死了”。“修铁路后期有大约一年时间做转运，我们每天要搬运60吨水泥，我和另外一个人负责在闷罐车皮里搬，其他人往外卸，每天吸入好多水泥粉尘，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有矽肺。我现在的肺部纹理也很粗，我想我以后可能要死于这个病。”高老师回忆起那段充满着艰难困苦的岁月，无不让我们也深深感受到那个年代给那代人所留下的困苦与沉重。然而让我们颇感意外和钦佩的，是他面对那段如此不堪经历的平静与淡定。“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高老师实乃此之谓也！
除了修铁路时因繁重的体力活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所导致的各种工伤顽疾，高老师甚至经历过一次重大的生命危险，虽然最终幸免于难，但这阴差阳错的危险遭遇也使他成为了“残疾人”。在一次为铺轨道碎石的时候，碎石机里的石头炸了，一块石头恰恰砸到高老师的脑袋上，他当场昏迷了半个多小时。当时昏迷半小时以上就被认定是对大脑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高老师也因此拿到了一个三级三等残疾证。高老师笑称自己也算是因祸得福了，他成为“残疾人”以后就被分到西安昆仑机械厂，成为了一名兵工厂的机修钳工，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份难得的好工作。历经过动荡岁月，遭遇了世态炎凉，饱尝过诸多辛酸，年轻时所感受到的种种艰难困苦，使得高老师对“辛苦”有着不同于我们当代年轻人的理解与认识：“在那样的环境下，经过了肌腹上的劳顿和心理上的压抑，后来对许多事就不觉得苦了。”
年轻时的艰苦境遇，让高老师对之后拥有的宝贵学习机会更加珍惜。在美国杜克大学读JD（法律博士）的时候，图书馆是24小时开放的，这样的学习环境与条件对他而言无疑就是天堂。高老师经常在图书馆整晚看书，看累了就在长凳上躺会。当时高老师有个师妹从北大到杜克留学，她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时常困惑地问他如此废寝忘食地读书为何不觉辛苦。高老师这样回答她：“如果你经历了我们那个对书籍如饥似渴的年代，就不会觉得苦了。这里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会觉得苦呢？”
“有时间就看书，有时间就学习。”
高老师对学习的崇尚近乎信仰般地虔诚，他用修行者一般的意志紧握住所有学习的机会。“修铁路时，我每个月有28块钱，15块钱被扣掉做饭钱，虽然从没吃饱过，但剩余的13块钱基本都用来买书了。空下来的时候，我就走几十里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他们那堆积了很多1958、1959年的人民文学杂志，他是两毛五一斤收购来的，我却是五毛钱一本买的。当时没有电、也没有油灯，我们就用罐头瓶子装点废柴油点着看书，每天早上脸上都是黑的，鼻子里也是满满的灰。但也正是那段艰苦岁月，让我形成了一个习惯：有时间就看书，有时间就学习。”
文革期间，虽然很多书都被烧掉了，但只要有心，还是能找到一些。高老师当时就看了很多的书，其中有一部分是文言文。“开始读文言文也是硬读，读得多了也就有所理解了。就跟学英语一样，多读多看也就看会了。”比起学习文言文，高老师学习英语则更为困难。在1971年，修铁路的第二年，发生了“9.13”事件。自那以后，高老师和几个伙伴发起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劳动夜校”，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数理化，并找到一本解放前出版的《英语一月通》学习英语。但是书中所有的字母和单词都用汉字标注，如A下面标注：哎【吴语】。夜校里都是陕西人，并不能理解这个音的读法，只能按自己的理解大概念读一个音。直到一年后，大家集体凑钱买了一台收音机偷听“敌台”的VOA节目。听到纯正的英语发音之后，他才知道原来英语是这么读的。
修完铁路，高老师分回城里做了一名机修钳工，期间中国的大学也逐渐恢复招生了。高老师每天休息的时候就会抓紧时间看书，却被班组的组长告知不要在别人休息的时候看书。那个年代自己偷偷看书会被认为是在走“白专道路”。后来，高老师得知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系开设了一个英语班，但是只有工程技术人员才能申请旁听证。高老师只是一名机修钳工，申请旁听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去求别人，但还是没有得到旁听证。渴望学习的他只能偷偷从家属院进到交大教室里旁听。第一堂课教室里满满地坐了有200人，他只能站着听。后来，每次去的人越来越少，一年以后就只剩下十几个人了。其中有一位是高老师厂里的总工程师，他一直以为高老师是正式的旁听生，还常常向高老师请教英语问题。得知高老师没有旁听证之后，这位总工程也被高老师一心向学的诚挚与毅力所深深打动，所以后来主动帮高老师推荐上大学。
在求学的道路上，高老师遇到的困难远不止于此，但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学习机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正印证了高老师在求学历程中孜孜不倦、坚韧不拔的意志与精神。
1978年3月，全国恢复研究生招生，高老师也打算报名。但他当时刚被分配到研究所，他的这一决定让研究所的领导很愤怒，不准他这么快就离开去参考。当时研究生报名日期是3月1号到31号，眼看着报名截止期限一天天临近，高老师心急如焚，他实在不愿眼睁睁地错失这一求学良机，于是他下定决心要竭尽全力去争取研究生报考机会。高老师拿着人民日报社的社论去向领导说明：“恢复研究生是国家的重大决策，可以跨行业、跨专业，任何单位不能阻挡。”研究所党委书记就找理由说只有老大学生可以报考，工农兵大学生不能报考。高老师却打定主意要报考，天天去找领导，决心如果不成就去上面告状。终于在3月31号当天，研究所开会决定不再阻拦高老师报考。高老师这才顺利地报考了研究生。
“如果迷茫了，不要盲目前进，军队有句话：情况不明，原地休息。”
高老师人生道路上面临的选择很多，选择专业、选择杜克大学、选择读JD、选择回国……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他以其人生经历谆谆告诫我们，“如果迷茫了，不要盲目前进。军队里有句行话：情况不明，原地休息。要想好了再行动”。
或许是受早年深厚的文言文功底的影响，高老师一直很喜欢文学，所以他本来想报考北外的英美文学系。当他填完表格正推着自行车要出门时，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告知他家里有封信。“那封信是我的一个老师写给我的，建议我报考北京外贸学院，她说语言只是个工具，你应该学一个更有用的专业。”高老师因此当天就改了志愿，报考了北京外贸学院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专业（即宏观经济学）。当时距离考试只剩一个半月的时间，虽然临时改了专业，高老师仍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考了第一名。
1978年底，高老师刚读研究生没几个月，系党组书记就找他谈话，希望他去学法律。原来当时沈达明先生希望找英语好的学生去学法律，而高老师正是英语第一名。当时党组书记劝了他两周都没能说动他。“我当时认为，法律没有用，因为我父亲就是没有经过审判就在监狱里过了五年，所以我不相信法律，我就拒绝了。”后来系里英语第二名的一个女孩去学习了法律。或许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高老师常问那个女生学的什么，听了以后觉得挺有意思。而后恰逢沈达明先生还要加招一名学生，高老师这时已经把当时可以找到的宏观经济学的书看得差不多了，他就师从沈达明先生，开始了对法律学科的学习。“沈达明先生非常博学，他在巴黎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不论我有何种疑问，包括拉丁语，他总是随口就能回答。”高老师说起自己的授业恩师，崇敬与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经年累月的学习中，高老师也在逐步靠近博学的沈达明先生，他同样是他的学生们所崇敬的老师。
1981年，高老师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作为当时法律方面的稀缺人才，高老师非常抢手，外贸部、贸仲委、最高法院、全国人大法工委等等都想将其纳入麾下。学校担心他被调走，就想着将他送出国留学深造。1982年6月，高老师被交换到美国加州一家律所做外国法律顾问。但是去到那边以后，“我发现自己的效率很低，觉得人家的东西比咱们的复杂很多倍，我就打算再读书。”为了能跟美国的律师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高老师在沈先生的建议下决定读JD。
1983年4月，高老师寄出了他的申请书。当时他先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offer，但他发现去哥大念书的中国人有二十多个，但只有一个是真正在读学位的，高老师担心整天跟他们在一起跟在国内没区别。因此最后他选择了杜克大学。提到自己在杜克大学的学习经历，高老师分享了他学习刑法的一件小事：“当时老师讲授刑法时说到刑法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我就提问：‘在中国，我以为是因为宣传，才说资本主义的法律只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没想到你们自己也这么说。’教授回答说：‘因多数人的利益他们自身就可以保护，而多数人对少数人实行暴政是很容易的，所以一个好的法律首先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于我而言，这番话无疑是振聋发聩的，至今我都记忆犹新。”
对比他的求学之路，高老师有感于时代发展，感叹现在我们这代人所面临的选择之多样。为此高老师语重心长、情真意切的教导我们：“对于你们未来的打算，要想清楚当初为什么选择法律，现在是否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如果迷茫了，不要盲目前进，军队有句话：情况不明，原地休息。”
“理论联系实际、融会贯通地去创造；为学与做人都应恪守原则。”
最后，值此清华法学院复建20周年之际，我们希望高老师谈谈他对我们明理学子的寄望与期待。高老师告诉我们：“学法律的人容易被自己所学、所知的东西禁锢起来，形成所谓“Tunnel Vision”，也就是井底之蛙的眼光。这个世界有很多选择，你们要努力克服那种只见一斑，不见全豹的思维倾向，广泛阅读并融会贯通，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东西。法律是非常需要实践的，你们也应该到实践中去，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你们应该多读书，努力发掘自己的创造性，不断学习新东西，而不是随波逐流。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必须有自己的原则。”
【记者手记】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也许这首耳熟能详的小诗，可谓是对高老师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与体验最为精粹的概括。听着高老师的真情诉说，我们感慨良多，在心中对这位春风化雨的师长升腾起无比的感动与敬佩。对于他而言，在众所周知的成就与荣耀的背后，却是那不为人知的在逆境中的坚韧奋进、于苦难中的笃定从容、对知识和学习的如一追求……他用自己在艰难困苦中的努力、拼搏、坚持、奋进，诠释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人生真谛，也激励着吾辈后来学子自强不息、继往开来！
采访撰文：胡红雅、辛国政（2013级法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