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字足无，号曳尾涂人，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独著有《中国法理念》、《互助与自足--法与经济的历史逻辑通论》、《人际同构的法哲学》、《制度文明》、《历史文化中的法学》、《法的自然精神导论》等，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
年少叛逆 个性分明
我在小学和中学的学习基本都只能算是副业，主要精力还是干农活，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一般每天至少要干3次，有时是4次农活。这也和自己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因为从小活泼好动，喜欢跟着大人玩，结果，大人出工的时候被一起拉上，于是才几岁就开始下地干活，从早干到晚。至今身上留下的很多疾病，也和小时候做了太多的农活有关。
我小时候属于调皮捣蛋的性格，整个中小学阶段多是和老师对着干。现在看来有很不道德的地方，但在当时并不当回事，自认为闹着玩而已。比如有一年冬天的晚上，我的高中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那时年龄已很大了，带着我们上学工课，做红砖。那天晚上，他拿着煤油灯站在场地中间，让大家往他脚下堆泥巴，随着泥巴堆起，他也站到了高处，不一会儿就比我们高了一大截。我往上一看，立马想到：多好的靶子。于是就和其他几个同学打好招呼，信号一发每个人就抱起一块泥巴往他身上砸。没想到，本以为这只是我们几个人的恶作剧，却带动了全班，结果他被全班同学砸成了泥人。这就是我们当年干过的许多坏事中的一件事，很叛逆。
几重坎坷 挫折求学
高中毕业到上大学之前，我在家中有4年的农民生活经历，第一年便经历了人生的低谷期。毕业之后几个月，接连而来的三重打击让我的人生走到了最黑暗的场景，做了3个多月的哑巴，一度想自杀了此残生。转折出现在第二年春天，曾经打击过我的大队干部被检举贪污，我被县委工作组看中，重新开始进入正常生活，并有机会参加入了武汉大学的哲学史研究班，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我真正的学术启蒙。回来之后，我系统地阅读了马恩列的著作，还开始写我的第一本书，叫《哲学与社会主义》，定稿时有二十多万字。那时的我相信自己能自学成才，不想上大学，所以77年恢复高考时，我并不以为然，不想参加高考。但诸多乡亲们的热捧让我得意忘形，当我完成《哲学与社会主义》的终稿时，离高考还有7天，于是，在没有任何复习的情形下，去参加了这年的高考，结果可想而知。转眼到了1978年，我依然憧憬着自学成才的美梦，可我的父亲却要我再去考一次，几次责令我均无动于衷，最后他抡起了扁担。拗不过父亲的坚持，在离78年的考试还有35天的时候，我屈服了，开始复习应考，结果差两分半没上本科线。到了第三年，因为一次偶然的契机，我主动产生了想要高考的决心。此时我已经是一个中学的老师，收入虽少但也稳定，父亲说什么都不再愿意让我去考了。我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多方劝说谈话，在那天晚上凌晨1点多钟，我和父亲才终于达成妥协。于是我辞掉了中学老师的工作，放下一切重新开始准备考试。最终在79年考上了西南政法学院。
孜孜不倦 玉汝于成
上了大学后的第二学期刚开始，我听说有一位上古代汉语的老先生，文革在监狱里关了十几年，眼睛已半瞎，但文学功底很好，能空手上讲台讲《周易》《尚书》《礼记》《史记》等古书。我慕名去找了他，问他怎么做学术。老先生只说了一句话，背书去，从《古文观止》开始背起。于是我买了书，每天都站在他面前背背一篇。从这里奠定了我以后看古书的基础。
记得这个学期刚上刑法课的时候，我对老师讲的一个观点表示怀疑，回去问了老先生，他眯着眼睛说，查资料去，写论文驳他。接着给我开了两页长长的书单。我带着书单到了重庆市图书馆，没想到全是线装古文书。那个阵势真让我虚汗直冒，我一面冒着汗，一面查资料，花了两个多星期，终于找到了我要的材料。图书馆的大爷后来对我说，他在这干了这么多年，我是文革以来第一个借这些书的人。最后我在西南政法学院学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这也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我的学术之路就这样跌跌撞撞开始了。
到了大二时，新建的学生宿舍楼顶楼的厕所因为水压不足，处于闲置的状态。我了解了这一事态，知道这正是一个看书的好地方。于是就去买了锁和锁扣偷偷把它锁了起来，“据为己有”。一开始连床都搬了进去，后来校方坚决反对，只能妥协，仅是在里边看书、学习。在此，我度过了3年，也是自修的3年。在此期间，我几乎很少去教室，因此有了大把的时间看书，系统地看了许多哲学、历史等方面的书，其中的多数是中西方的名著。
大概是因为天生对书的喜爱，当年为了买书，饭票车票钱都用上了。在重庆靠着助学金上学的时候，钱一发下来最先跑到书店里买书，所以经常没钱吃饭。有一次在重庆市中区书店买完书，口袋里只剩下6分钱，不能上公汽，只得扛着书走回沙坪坝。还有一次回老家的时候，在火车站买了刚出版的辞海，便一分钱不剩了，最后是同学借给5元钱，才勉强回到武汉。
大学时代带给我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开始知道怎么做学问，二是有大把的时间读书。直到现在，《周易》、《庄子》、《老子》这些书我每年都还要读一读，深刻的思想总是能每读每新。
“要解决太聪明、边际成本太高的问题，唯有读书”
我在清华法学院快20年了，当然希望法学院越办越好。在我的印象中，清华法学院的学生很优秀，也很聪明。但聪明也有两面性。好的方面是，以此大家可以很快找到机会，能担大任。但负面的是，因为聪明，所以机会太多，反而选择困难。经济学上有个词叫做“边际成本成本效应”，说的是，机会太多，反而会边际成本太高，不能让一个人真正干成一番事业，却很容易让人走向功利主义。很多年前，我就和学生聊过这个话题，我当时就告诫他们要多读书。因为只有读书读到一定分量，你才能最终把持住自己，不然你就是一种飘零的状态。越聪明的人，往往漂浮得越厉害。要解决太聪明、边际成本太高的问题，唯有读书。读一些真正的书，并且有很好地思考，那样，这个世界又是另一番景色呈现给你。否则，我们每个人面对的都只是功利的追求。当你追求功利的时候，你总会厌烦，因为这个东西是与内心隔阂的。对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来讲，我们应该成为一个完整的自我，一个有知识素养的自我。
“时不我待，我真心希望你们在这个年纪把读书这件事做好”
我认为一个人最好的读书时机是从高中开始到研究生结束，也就是十年的光景。如果这十年底子打好了，那么你这一辈子受用无穷，你面对任何人、任何东西的时候都会有别样的感觉。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一个书读得多的人在街上走，看人的时候就好比一个成年人走进了幼儿园，看到满世界的人，容貌虽似成年人，但他的心理就和幼儿园的小朋友差不多，每天盯着的就是糖果好吃，而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为何。所以我们要通过读书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我还提过一个读书的量化标准：古今中外2600年以来，能称得上经典的著作，包括所有的领域，大概有800种左右。对一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训练的人，阅读量应该是150种左右，这个阅读量是基本的。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阅读量，我们对世事、对自己、对人生都会有一个比较健全的理解和看法。时不我待，我真心希望你们在这个年纪把读书这件事做好。这样，将来无论你的生活经历是什么，你的境遇如何，都起码可以做到心理的平衡。这便是一个很好的“得”。人生最大的“得”莫过于心平气和。
“我们读书主要的还是要解决做人的问题”
读书时要抓住人生的主线，世界的主线，这样才会最终形成真正的境界。在这之前，必然是被各种观点左右的。故知，阅读可以帮助你积攒自我的能量，让自己足够强大起来，强大到所有的误判都失去了意义，你可以自动选择你应该选择的东西。这个过程不可以急于求成，读书养心养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曾经有个学生到美国留学前，问我应该带什么书。我推荐了《庄子》。因为《庄子》是对人生有直接的意义的。现在的社会，西方文化带来的最大的冲击就是自我意识的生成与繁盛，每个人都带着强大的自我观念生活在世界上，而自我和自我是必然会碰撞的。要么你顺着动物本能，让自我撞得头破血流，乃至于毁灭，要么就是找到一个恰如其分地表达自我的理想方式，既使自我保留着，又不至于导致一个很恶劣的后果。这就需要提升自我。我记得我在80年代初期曾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做《我》，其中写道：“我之所以为我，因为不能苟同他人。如果原来已有，如果现在也有，也就不存在应该的我……”这样的想法代表了我彼时的幼稚，实为青少年时的简陋。成熟的观念应该是，我们要通过知识的修为和深思，也就是佛教说的用一种高层次的智慧去化解掉低层次的智慧（以智去智），我们才能成就为一个真正的人。我们读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将来生存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要解决做人的问题，把人做好，其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心地坦然，这就是你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定位。不管你遭遇何种人、何种状态，你都心安理得，这应该是一个起码的境界。
【记者手记】
估计每一个上过他课的同学们，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位风格鲜明的老师。从西方的古希腊寓言，到东方的老庄故事，博学多识的江山老师都能在课堂上信手拈来，且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诠释艰深的哲学概念。而在与他采访交流的过程中，他更像是一位亲切的长者、老师，为我们答疑解惑，指点迷津，给予真诚的建议，鼓励我们多尝试、多读书，关注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我相信其中老师对当下清华学生的关注、对于在浮躁社会下如何心境平静坦然无忧，和学生时代多读好书的建议，对于反思我们自己当下的境况，划开选择未来道路上的迷茫，一定会有着很大的帮助和指导意义。
采访整理：余孙俐、林莉（2012级本科）
